北城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更早些，三月的风还未褪尽冷意，街头的玉兰已悄然绽放。
苏黎的孕期进入第七个月，行动虽略显笨拙，但气色却比早先更加红润。她的日常逐渐被婴儿房的布置、母婴课程的直播、还有系统测试记录所填满。生活像一架缓缓运转的时钟，每一滴秒针都因多了一个小生命的期许而更富韵律。
沈砚舟则将更多精力投入到“家庭共情辅助系统”的二期迭代上。这一次，他计划将“预情绪感应”能力与家庭群体动态整合，从而让父母、祖父母、伴侣等角色在共情数据中建立更加自然的响应链路。
他将这一系统命名为“同感星”。
“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？”苏黎好奇地问。
“因为每一个家庭成员就像宇宙中的星体，我们不可能永远在一个轨道，但只要有同频的重力，就不会相互脱离。”他解释道。
“那我是什么星？”
沈砚舟认真思考了一下：“你是重力最大的那颗。”
苏黎笑出声：“你这是说我胖了？”
“我是说你重要。”他正色回答，眼神温柔，手指轻轻抚过她的侧脸。
她没有再笑，只是伸出手，握住了他的。
这一刻，他们之间没有喧嚣，没有公式，没有理论，只有彼此掌心传递的温度。
这段日子里，他们的家中变得越来越像一个“人类情绪实验室”，但又远比任何数据更温暖。
每天早晨，苏黎会在笔记本上记录胎动次数；午后，她会站在阳台上晒半小时太阳，听一会儿钢琴曲；晚上，他们会打开“同感星”的界面，看彼此今天情绪流线的起伏。
有时候，沈砚舟的情绪曲线会在某个瞬间骤降。
“你怎么了？”她问。
“白天处理了一份儿童孤独障碍研究数据，有个六岁的小孩说，他觉得自己像一只在宇宙里飘着的瓶子。”
苏黎听了，低头沉默：“所以我们要继续做这个系统，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。”
沈砚舟点头：“是，也为了每一个孤独的星球。”
四月初的一天夜里，北城忽然迎来一场暴雨。
窗外雷声隆隆，闪电划过天际，将整个城市照得明明灭灭。苏黎被惊醒，躺在床上迟迟未能入睡。她不怕雷，却从小对“突然”的声音有种难以言喻的排斥，那种宛如打破安宁的尖锐感，总会让她本能地不安。
“睡不着？”沈砚舟翻身靠近她，语气低缓。
“嗯。”
“我给你讲点故事吧。”
“什么故事？”
“我们的故事。”
苏黎眨了眨眼睛，侧耳倾听。
“那年你第一次进实验室，穿着一件浅灰色风衣，戴着黑框眼镜，看上去冷得像山上的霜。我记得我跟你打了第一声招呼，你只回了两个字：‘你好’。”
苏黎轻笑了一声：“你那时候的头发太乱，像通了电，我以为你是搞硬件的，不想理你。”
“结果你还是跟我争了半学期的实验主导权。”
“因为你一开始太霸道。”
“你后来不也在项目书上偷偷加了我名字？”
“我只是承认你确实做得不错。”
沈砚舟靠得更近了些，声音像一杯温热牛奶：“后来你感冒，项目延期，我偷偷给你煲了姜汤。”
“我以为那是我室友做的。”
“我故意没说。”
苏黎低笑：“你那时就那么喜欢我了？”
“从第一眼开始。”
她没有再说话，只是伸手环住了他。
雨还在下，雷声渐远，但她心中的风暴已然平息。
那一夜，她睡得很沉，梦见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婴儿，躺在他们布置好的婴儿床里，咿呀咿呀地笑着，而他们就站在床边，牵着彼此的手，一起笑。
而第二天醒来，她也笑了。
随着预产期逐渐临近，苏黎开始请假在家安胎，沈砚舟也主动调整了工作安排，每天下午三点以后不再接受会议或项目对接，把所有时间都留给她和那个尚未出生的小生命。
这种“退场”式的生活让他们第一次真正过上了“慢节奏”的日子。
早餐不再是速食麦片，而是现磨豆浆配煎鸡蛋；午后阳光洒进客厅，他们会一起拼一副五百块的星空拼图；夜晚，他们读育儿书、分享童年记忆，偶尔也翻翻当年写给彼此的邮件和纸条。
“你大学时写给我的信还留着吗？”苏黎某日突然问。
“当然。”沈砚舟起身，从书架最顶层的资料箱中取出一个小木盒。
盒子里整齐地排列着一封封信件，有信纸泛黄的，有带着玫瑰香味的，有写在实验报告背面的，还有一封贴着“只许婚后开启”的标签。
苏黎指着那封笑着问：“我们现在是不是该打开了？”
“我觉得可以。”
他们小心翼翼地拆开那封厚厚的信，纸张折痕处微微泛白，却没有任何破损。
信是沈砚舟写的，开头是这样：
>“如果你看到这封信，说明我们已经一起走了很远。”
>“我希望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依旧爱你，也希望你看到它的时候还愿意爱我。”
>“如果生活给了我们很多风雨，我愿是你雨中的伞，风中的墙。”
苏黎眼眶发热：“你写这个的时候，我们还在冷战。”
“因为冷战那晚，我忽然意识到，如果以后没有你，任何争论都没意义。”
“所以你提前道歉了？”
“算是吧。”他轻轻抱住她，“也算是一种求生欲。”
那晚，他们一起把旧信整理好，又合上木盒重新放回书架。
苏黎说：“我希望以后我们也能写信给孩子，写他长大之前看不懂的事。”
“比如？”
“比如爱情，比如原谅，比如共情。”
沈砚舟认真地点头：“那我们从他出生第一天起就写，每年一封。”
“他十八岁就能收到十八封信。”
“像一颗颗星星一样，点亮他未来每一个夜晚。”
六月初，夏至未至，北城的空气已开始有些闷热。
苏黎的产检安排得比以往更为频繁，每次检查前夜，她都睡得不太安稳，总会做些模糊而不确定的梦，梦里的场景常常在医院与实验室之间交错。
“你在担心什么？”检查回来那天，沈砚舟看着她明显疲倦的眼神，忍不住问。
“怕控制不好情绪，对宝宝不好。”苏黎望着他，“怕我没你想象中那么强大。”
沈砚舟握住她的手，语气平静：“你已经够强大了，不用再用力过头。”
“可我也不想变成一个脆弱的妈妈。”
“脆弱不是缺点，而是一种诚实。”
她愣了一下。
“就像‘共情’从来不意味着永远坚强，而是允许自己被理解。”他接着说，“包括你，也需要被理解。”
那一刻，苏黎忽然有点想哭。不是因为委屈，而是因为终于有人懂得，她的“坚强”只是因为太久没有别的选择。
孕三十二周那天，苏黎在厨房切水果时突然感到一阵晕眩，刀差点落地。
沈砚舟赶过来扶住她，语气明显紧张：“是不是血压又低了？”
苏黎缓缓点头：“我没休息好。”
当天傍晚，两人便一同前往医院，医生建议她提前住院观察，并安排了一系列胎位监测和营养支持计划。
医院病房窗外是整齐的法桐树，阳光穿过树影洒落在床沿，柔和却带着夏天的温度。
苏黎坐在床边，望着窗外发呆。
沈砚舟在一旁处理远程会议，时不时抬头看看她是否需要水或毛毯。
“你会不会因为我住院耽误工作？”她突然问。
“我从没觉得你耽误过我什么。”他笑了笑，“反而是你成全了我全部的坚持。”
“可是现在什么都要你照顾。”
“这不是照顾，这是陪伴。”他合上电脑，“而且你忘了，我是重来一世的。”
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意思是——我这辈子，早就选定了要一直在你身边。”
这话说完，窗外忽然一阵风起，一片尚未完全变色的叶子飘落窗台。
苏黎伸手接住那片叶子，忽然笑了。
“那我就再努力一把，不让你担心。”
住院的第八天，夜色微凉，病房走廊的灯光泛着淡黄，苏黎一时睡不着，抱着毯子坐在窗前。
她望着远处城市灯火闪烁的楼群，一种恍如隔世的情绪悄悄攀上心头。
这些年来，她从学生、研究员、系统工程师，再到如今即将成为母亲，她一直走在不同角色的转换线上，从未真正停下来问过自己：我幸福吗？
但现在，她终于能肯定地回答：“是的。”
因为她身边始终站着沈砚舟。
他陪她熬过论文焦虑，陪她推翻系统版本，陪她熬夜看小区老人的共情数据，也陪她在这一刻静静数着肚子里生命的每一次胎动。
他没有说过什么伟大的誓言，却用每一个细节证明了：爱情从不只是轰轰烈烈的浪漫，它更是漫长生活中那一次次主动靠近的选择。
凌晨一点，苏黎终于倦意袭来。她轻声躺回床上，而沈砚舟像往常一样轻轻帮她盖好被子，手掌在她额头停留片刻。
“你还没睡？”她迷迷糊糊问。
“你睡了，我才安心。”
“你太操心了。”
“我愿意。”
她闭上眼，轻轻呢喃：“沈砚舟，谢谢你选择了我。”
“其实是你先选的我。”他低笑，“你不记得了，大一军训第一天，是你递了水给我。”
“我早忘了。”
“但我记得。”他将那句话说得格外轻，却像烙印。
这一夜，他们睡得格外安稳。
而第二天早上，医生推门而入，面带笑意：“胎动稳定、胎位良好，各项指标都正常。再观察几天，咱们就可以迎接小朋友了。”
苏黎松了口气，沈砚舟也笑得温柔。
“你准备好做爸爸了吗？”她问。
“我等这一天，已经等了两个轮回。”
几天后，他们顺利出院，迎着盛夏的晨光回到那个被他们共同构筑起来的家。
门上挂着早前他们准备好的那块小木牌：
>“家，是我们彼此归来的方向。”
屋内布满阳光，空气里弥漫着柚子精油的清香，一切都那么安静，却充满了即将改变的张力。
他们站在客厅中央，望着彼此。
“苏黎。”
“嗯？”
“我们是不是已经，变成了曾经最羡慕的那种人？”
她想了想，点头：“是啊。”
他们终于在平凡的日子里学会了热烈去爱，也终于懂得，在风雨之间，怎样紧紧相依。
出院的第二天一早，沈砚舟便拉着苏黎去了附近的孕婴店。
“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。”苏黎站在货架前，小声嘀咕，“你是不是有点紧张过度？”
“没有。”他低头拿起一款进口的奶瓶认真看标签，“只是提前做点准备。”
他们一路从初生婴儿服、睡袋、奶瓶、消毒锅、安抚巾、婴儿车，一样一样地挑选。每一样都精挑细选，每一个颜色都小声讨论。
“我从没见你这么认真地对待日常生活。”苏黎笑道。
“因为以前我只在实验室认真，现在我在生活里也想做第一名。”
“你这是用科研精神在做奶粉功课。”
“对啊，要养一个未来可能改变世界的人，当然要从数据最优解开始。”
苏黎低头笑了，眼角藏不住柔光。
回到家后，沈砚舟又像拆快递一样，把所有东西分类、整理、编号。他甚至用一个专属App建立了“宝宝物资使用计划表”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列着每件物品的用途、清洗周期、替换频率和备用方案。
“你给他的人生都建了开局攻略。”苏黎调侃。
“那你要不要写一份《如何做一个不焦虑的新手妈妈》的手册？”
“可以叫《和丈夫一起成为菜鸟父母》。”
他们边收拾边笑，生活第一次变得像游戏，又像舞台剧中两人扮演的剧本，一句句对白温柔地拼凑出未来。
然而，就在他们以为一切已经稳稳展开之时，一场意外打破了这段宁静。
那天下午，苏黎去社区健康中心例行做产前心理咨询，途中经过社区广场，正好遇上系统情绪预警提示音响起——有人在情绪共鸣系统中提交了高压指数级别的求助信号。
她立刻查看，定位显示：信号源来自广场东侧的长椅，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性，系统标签提示“孤独等级4、应激反应2、丧偶未恢复”。
她立即联系沈砚舟，而他正在附近试运行“同感星”的公开测试。
五分钟后，二人同时赶到现场。
那位女士正低头坐在长椅上，手中攥着一封医院信函。她显然刚哭过，神情恍惚。苏黎蹲下轻声问：“您好，我是社区情绪系统志愿员，需要帮忙吗？”
女人抬头望着她，眼里写满了“你是谁”“你能理解我吗”这样的质疑。
苏黎没有继续逼问，只是从包里拿出一块温热的面包，递了过去：“您中午吃过了吗？”
女人迟疑片刻，接过。
沈砚舟也不说话，只是把“同感星”小程序界面打开，调成简洁模式，屏幕上只有两行字：
>“此刻的你，想要被听见，还是想要安静？”
女人看了一眼，手指颤颤地按了“听见”。
于是他们陪她走完那段难以启齿的独处——原来她的丈夫刚确诊脑癌，女儿在国外未能归国，她一个人承受了几乎所有的惊恐与不安。
他们不是心理医生，但“共情”不需要资质，而只需要真诚地在场。
那天之后，这位女士主动注册了“同感星”老年人版本，并成为首批社区共情响应者之一。
苏黎回到家后坐在沙发上，一言不发。
沈砚舟将晚饭端到她面前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“我在想，如果这个系统真的成熟，它会成为很多人生命中的转折点。”
“你在担心它承载不起那么多情绪？”
“不是，我是担心我自己是否能承受。”
“你已经在承受了，而且你做得很好。”
苏黎侧头望着他，轻声说：“有你陪我，我就不怕。”
那晚，他们决定提前召开一次“同感星”社区共创发布会，邀请周围几位系统试用者、母婴群体志愿者以及部分社会心理专家参与，做一次小型但诚意十足的展示。
发布会当天，他们站在灯光温暖的小舞台上，一人负责讲解数据模型，一人负责叙述真实故事。
最后的尾声部分，苏黎向所有人展示了她手机里的那封“十八年亲笔信”的模板。
>“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风暴中找一盏灯，而这封信、这个系统、这段陪伴，都是我们彼此生命里的灯塔。”
会场里响起长时间的掌声。
发布会结束后，苏黎靠在后台幕布后闭上眼，沈砚舟轻轻揽住她。
“你累了吗？”
“有一点。”
“但你笑得比我看到过的任何一次都真。”
她点点头：“我觉得，我们好像真的，走到了那个我们梦里见过的未来。”